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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語和漢語的關系,真是一言難盡

日本通·2020-06-13 12:23:00·文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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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:現代漢語借鑒了不少日語的詞匯。

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“國家人文歷史”(ID:gjrwls),作者:樵欞,原標題:《你有“社會”,我有“武林”:日語和漢語的關系,真是一言難盡》,日本通經授權發布。

日語和漢語的關系,真是一言難盡

前陣子,附在日本支援我國抗擊疫情物資上的詩句,一直回蕩在許多人的心中。

事實上,正如那句“青山一道同云雨,明月何曾是兩鄉”,歷史上,博大精深的漢語著實幫助了日語文化的形成;

而如今,我們常說的“佛系”“小確幸”,又是從日本傳過來的新興詞。

漢語與日語的互相借鑒,從來沒有停止過。

日語和漢語的關系,真是一言難盡


- 01 -

中日兩國的文化交流起點,可能比你想的還要早。

近代考古研究發現,日本列島原本與亞洲大陸緊緊相連,僅在大約一萬年前才逐漸形成如今一衣帶水的狀態。據史料記載,中日兩國交流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兩千年以前,其范圍包括了語言、文字、風俗習慣、政治經濟、社會發展等各個方面。

日語和漢語的關系,真是一言難盡

圖源網絡

中國最早記載日本(書中稱為“倭”)的歷史典籍,是南朝劉宋時期范曄(398年-445年)編撰的《后漢書》,而“日本”一詞,則最早出現在公元10世紀的《舊唐書》中。

三國時期,中國南方地區流行的吳音傳入日本。根據日本最古老的史書《古事記》記載,漢字大約在公元3世紀傳入日本,到了5世紀左右,鐘銘、碑文等金石文中已經有日本人撰寫的漢文。公元7-8世紀,日本人學習漢字典籍、撰寫漢詩已不鮮見,《日本書記》《古事記》等典籍中有大量漢字即為明證。唐朝時期,普遍存在于中國北方的漢音傳入日本。日本鐮倉時代,杭州地區的唐音也傳入日本。

漢語對日本字音、字形的影響,則從此開始。


- 02 -

日語和漢語的關系,真是一言難盡

《東征傳繪卷》局部,圖源網絡

漢字剛進入日本時,書寫非常復雜,且所有詞匯都由漢字組成。直至萬葉假名出現,漢字在日語中的書寫才變得簡單。

這些簡化了的漢字不再和中國的漢字同義,只是作為一種注音符號。如今,日本很多地名、人名依然使用萬葉假名,所使用的也是古代日本語表記漢字的音與訓時所借用的文字,比如:

“麻奈”(女性名)讀作“まな”(mana)

“亜紀”(女性名)讀作“あき”(aki)

一些難讀的地名,如:

“魚群”,讀作“なぶら”(nabura)或“なぐれ”(nagure)

日語的假名起源于真假名,也就是全為漢字字形的萬葉假名。

后來,日本人為了更方便地使用文字,便對文字進行拆分,把漢字的草書體和偏旁部首拿出來,簡化和整理之后,形成了今天的片假名和平假名。

從此,日本開始擁有自己的語言。

日語和漢語的關系,真是一言難盡

五十音圖

由于漢語的影響,日語音節在訓讀和音韻方面也發生了變化。

日本的漢字部分,按漢語的發音讀出來,叫音讀;只取漢字義,讀日語音,叫訓讀。

在漢語影響下,日語的音韻開始出現了音變、拗音、濁音,也出現了“ラ”行的音(“ラ”是日語的片假名,讀音類似漢語的“拉”ra)

目前,日語中采用訓讀方式的字非常多。有的與漢字擁有同樣的意思,如“川”“山”;

有的則意思不同,如:

“稼”,漢語表示“種植谷物”,日語則代表“掙錢”;

“咲”,漢語表示“笑”,日語則代表“開花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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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東征傳繪卷》局部,圖源網絡

日本在吸收漢字的過程中,常常會遇到一些漢字表達起來比較難或者日本特有的概念。為了解決語言的落地問題,日本人創造了“國字”,國字的構成基礎依然是漢字,一般以會意的方式出現。例如:

“凪”,多表示風平浪靜;

“辻”,多表示十字路口。

與此同時,日本在引入漢字的過程中,也吸納了不少漢字的特色文化,保留了漢語成語及習語的部分表達方式,使得一部分漢語成語仍然在日語中廣泛使用,如:

自由自在、馬馬虎虎、雞鳴狗盜、臥薪嘗膽……

與此同時,日本人也充分借鑒這樣的文化表達方式,根據漢語創造了一部分成語或習語,如:

“情人眼里出西施”,日語表達為“面タの楊貴妃”。

中國文化中含蓄的表達方式也影響了日本語言結構,使其具有了含蓄表意和淡化邏輯的特點。例如:

“不吃了嗎?”,在日語中表達為“食べませんか”。

(ません表否定,か是疑問助詞,同樣是“不了嗎?”的意思)

這句話原本的意圖是想要對方再吃點,形式上卻用疑問和否定的語氣,反襯出說話者的真實含義及禮貌的態度。

此外,日本在佛學、儒學文化的基礎上,逐漸形成了具有日本國特色的文化,日本國內流行的俳句則是在中國詩歌的影響下逐漸形成。


- 03 -

日本對中國文化的借鑒,史書中不乏記載,書中許多內容似在自表:“你反正也是學我,根系還是在我這。”

唐宋時期,大量日本使節來中國學習先進文化,史書中開始出現對日語的記載。

《隋書》《東夷列傳》“倭國傳”中指明了日本文字的起源:

“無文字,唯刻木結繩。敬佛法于百濟,求得佛經,始有文字。”

《宋史》“日本傳”則指出日文漢字起源于中國這一歷史事實:

“應神天皇甲辰歲始于百濟得中國文字。”

“景德元年,其國僧寂照等八人來朝。寂照不曉華言而識文字。繕寫,甚妙。凡問答并以筆札詔號。”

這說明,當時的日本僧人盡管不會說漢語,不能直接用漢語與當地的中國人進行交談,但是由于他們通曉漢字,可以使用這種兩國通用的文字(漢字)進行“筆談”。

日語和漢語的關系,真是一言難盡

《東征傳繪卷》局部,圖源網絡

南宋時期,在羅大經所著的《鶴林玉露》中空前的出現十幾個日語單詞的記錄:

僧言,其國稱其國主曰天人國王。安撫曰牧隊。通判曰在國司。秀才曰殿羅罷。僧曰黃榜。硯曰松蘇利必。筆曰分直。墨曰蘇彌。頭曰加是羅。手曰提。眼曰媚。口曰窟底。耳曰弭弭。面曰皮部。心曰母児。腳曰叉児。雨曰下米。風曰客安之。鹽曰洗和。酒曰沙嬉。

真正有關日本特有的語言文字(假名)的詳細記載則出現在元代的史書資料《書史會要》中,書中提到漢語在當時的日本社會占有優勢地位,與此同時,除漢語外,日本也有特有的文字(假名)的存在,且已經具備了相當高的系統性和完成度。

明朝時期,倭寇擾邊,朝廷的統治受到威脅,抗倭斗爭的需要促使中國出現了第一次日本研究高潮。

明亡清興,邊患消除,天下太平,關于日本的研究復趨平靜。

但在這一時期,事情悄悄起了變化。


- 04 -

1868年以后,隨著日本明治維新的日益深入,日本社會產生巨大變革。

中國第一任駐日公使何如璋的赴任日記《使東述略》(附《使東雜詠》,1877年)中寫到:

近趨歐俗、上自官府,下及學校、凡制度器物語言文字,靡然以泰西為式。

說明在明治維新后的日本社會,漢語對日語的影響力已逐漸式微,甚至大有被“泰西文字”取而代之的趨勢。與此同時,文中也使用了一些日語漢字詞:

外務省 大藏省 內務省 裁判所 警視廳

理事 議員 少佐 隨員

電氣 電信 鐵道 經費 郵便

公園 神社 神宮 市場

師范 師范學校

今天的我們看到這些詞,幾乎一點也不陌生,因為它們被部分借鑒到漢語中,成為了所謂的“日制漢語”

這些新詞匯,是明治維新后,日本對西方詞匯的翻譯。日本人對這些西方詞匯進行新的理解,利用漢字表意的特性翻譯出一系列意譯詞,這類新的詞匯就被稱為“日制漢語”(也稱“和制漢語”)

例如,“revolution”被譯為“革命”,是借鑒了《周易》:

天地革而四時成,湯武革命,順乎天而應乎人。

此外,還有一些詞也來自我國古代文學作品,比如,“physics”被譯為“物理”,是借鑒了杜甫的《曲江二首》:

細推物理須行樂,何用浮名絆此身。

此外,日本有些詞語含義,雖是借鑒中國,但詞語意思完全不同,例如“故意”,在日語中指舊情,借鑒了杜甫的《贈衛八處士》:

十觴亦不醉,感子故意長。

這些漢字詞已不是中國古代詞語的本來面貌,在近代文明進程中被賦予了新的含義,成為了新的現代詞語。

而在中國與日本的交流中,日制漢語則反哺回中國。與思想、觀念、科學、藝術等近代文明相關的詞語如“人民”“共和國”“社會主義”“干部”“藝術”“交流”“否定”“肯定”“假設”“供給”“健康”“政策”“政治”“化學”“物理”“警察”“人格”等正是在此時傳入我國。

而“~化”“~性”“反~”“超~”等表達,也都是日本在西方造詞法基礎上的翻譯創造。

與此同時,也有少量“純日產”的日語傳入我國。例如:

吋(inch,現在多用“英寸”)

粁(kilometer,現在多用“千米”)

瓦(gram,現在多用“克”)

哩(mile,現在多用“英里”)

呎(foot,現在多用“英尺”)

碼(yard,現在也在使用,為簡體字“碼”)

水素(氫)

酸素(氧)

淋巴

……

直到20世紀50年代,新中國政府對化學物質、度量衡等進行重新命名時,才將當年日本傳入的水素、酸素、吋、粁等詞逐漸淘汰。

此外,還有一些日式外來語現在仍然使用,例如瓦斯(煤氣)、淋巴、俱樂部等。

講到這里會有人問,難道當年中國人就沒有對西方詞匯的翻譯嗎?

當然有,中國人對西方詞匯的翻譯主要有兩種方法。一種是以章士釗為代表的音譯。比如:

telephone,譯為“徳律風”

democracy ,譯為“徳謨克拉西”

science ,譯為“賽因斯”

這種方法并未成功,因為每一個漢字有特殊含義,只按照發音組成的詞語一方面不利于理解,另一方面很難記憶。對此,日本的意譯法對應翻譯出的“電話”“民主”“科學”,在今天仍被廣泛使用。

第二種是以嚴復、林紓為代表的的意譯,翻譯比較古雅。比如:

economy,譯為“計學”

society,譯為“群學”

capital,譯為“母財”

日語對應翻譯為:經濟、社會、資本。

由于當時社會日語翻譯的普及更廣泛,因此,以上兩種翻譯方法都沒有成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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嚴復翻譯的《天演論》,
他將原書名中的"evolution"譯為“天演”,
現在我們使用的“進化”其實是日譯

如今,當年由我們翻譯的“新漢語”主要見于《幾何原本》《萬國公法》《海國圖志》《英華字典》以及其他西學書籍的漢譯本中,今天大多已經廢止不用,但是《海國圖志》和《萬國公法》的名詞則大多數流傳下來,還被翻譯到日本,成為日后和制漢語創作的重要基礎。


- 05 -

我們為什么棄用了本國人的翻譯,而選擇了日譯版本呢?還要從這兩個人說起。

中日交流歷史上,黃遵憲對日語的認知在中國產生了較大影響。黃遵憲是清末著名外交家、革新家,是初代駐日公使的隨員(參事官),在日本生活了五年,因熟悉兩國文化,頗有個人見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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黃遵憲

黃遵憲在對日語獨特的“漢字假名混雜文”特點作分析的同時,也對日語的假名文字給予了很高的評價,他一度認為:“茍使日本無假名,則識字者無幾”。因此,他認為漢語也應在日語的啟發下,改進為書寫方便、“言文一致”的新型文字。

 

與此同時,對日語論述最全面、評價最高的當為梁啟超。他在《清議報》第十期上發表的《論學習日本文之益》(1899年)一文,疾呼“我國人之有志新學者,蓋亦學日本文哉”。

在對學習日本語言文化方面,梁啟超一度還有相對“偏激”的論斷:

而學日本文者,數日而小成,數月而大成。日本之學,已盡為我有矣。

有學日本語之法;有作日本文之法;有學日本文之法;三者當分別言之。學日本語者一年可成;作日本文者半年可成;學日本文者數日小成,數月而大成。余之所言者,學日本文以讀日本書也。

作為其倡導的身體力行者,梁啟超在撰寫文章時使用了大量的日語借詞,在中日兩國近代漢字詞匯交流過程中發揮了重要影響。

但在當時的社會,民眾并非都對日語,特別是對新出現的日語借詞表示歡迎。

如彭文祖就在《盲人瞎馬之新名詞》(1915年)中對社會廣泛使用的“取締、取扱、取消、手續、場合、打消、切手”等近60個日語借詞(詞組)進行了詳細分析,認為對這些新名詞:

歡迎者,恨不能兼夜研之;嫌惡者,恨不能入土罵之。

此外,《新定學務綱要》中也正式提出禁令,規定“戒襲用外國無謂名詞,以存國文、端士風”。劉師培(1884-1919 )也在《論新名詞輸入與民德墮落之關系》一文中,將新名詞的輸入與社會風氣聯系到一起,稱

嗚呼,中國民德之墮落未有甚于今日者也。

盡管如此,面對中日文化交流的滾滾大潮,大量的日語借詞通過留學生或在日學者、政治人物、外交人員的使用而融入到近代中國,豐富和發展了漢語詞匯,成為漢語外來詞的一個重要來源。


- 06 -

在網絡文化盛行的今天,我們依然沒有停止使用日本詞匯。

曾經的記“筆記”,如今變成了寫“手賬”,而“手賬”一詞就是日本對“note”的漢字翻譯。說法一換,瞬間變成眾多文藝青年的心頭好。

此外,今天常見的網絡用語,如“宅”“萌”“~族”,以及由此創造的新詞“萌文化”“宅男宅女”“干物女”“敗犬女”“二次元”等,均是由日本引進而來。

“~~控”一詞,來自日語的“コン”,它是指很喜歡某事物或某類人的人,借用到漢語后,表現出極強的造詞能力,派生出例如:“表情控”“顏控”“正太控”“御姐控”等詞。

“給力”一詞,來自日本動漫作品的日語臺詞「すごい地味ですね」的翻譯,為“不給力啊!”。后來“給力”一詞傳入中國,普及程度如何不言自明。

前兩年,田馥甄一首《小幸運》火遍全國,而這種“小~~”的說法,是從“小確幸”而來,這個詞源自日本作家村上春樹的隨筆集《蘭格漢斯島的午后》:

想要在日常生活當中找到自己的小確幸,多少需要一些必須遵守的個人規范存在。

傳入中國后,更開啟了一種新型的文化風潮。

據統計,如今為我們常用的漢語詞匯中,至少3000以上是借用的日本說法。同時,中國的專用詞匯,如“功夫”“武林”“小籠包”等也從未停止過向日本輸出。

中國與日本,無論是歷史上的恩怨情仇,還是今天的風月同天,都印證著兩國始終是一衣帶水的鄰居。

 

參考資料:

[1] 李運博:《古典文獻對日本語言文字的記述——從古代到清朝末期》,《日語學習與研究》,2012年第2期,第78-85頁。

[2] 屈文生:《和制漢語法律新名詞在近代中國的翻譯與傳播——以清末民初若干法律辭書收錄的詞條為例》,《學術研究》,2012年第11期,第122-129頁。

[3] 胡杰,劉曉飛:《漢語與日語的相互影響研究》,《長春師范大學學報》,2018年第37卷第5期,第76-79頁。

[4] 王麗:《日語與漢語的相互影響》,《科技展望》,2016年第26卷第30期,第195-196頁。

[5] 呂文濤:《語言接觸視閾下漢語中的日語借詞研究》,2019年華中師范大學博士學位論文。

[6] 王婷:《21世紀以來現代漢語新詞中日語借詞的研究》,載《山西能源學院學報》,2019年第5期。

[7] 袁佳瑩:《日語漢字詞對現代漢語的影響》,載《世界家苑》,2018年第7期。

[8] 陳金娜:《試論漢語對日語的影響及意義》,載《神州·下旬刊》,2018年第1期。

[9] 鄧圓:《漢語對日語語言文化的影響研究》,載《語文建設·下半月》,2015年第9期。

*文章為作者獨立觀點,不代表日本通立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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